江西省委政研室的调查结论显示，一些地方干部对污染治理有“三怕”：一怕引发村民巨额索赔、暴露农产品安全问题、激化搬迁矛盾等；二怕增加了新的负担、不愿“新官理旧欠”；三怕影响发展，担心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出走、客商不来，经济增长放慢，影响政绩。

“三怕”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些地方官员对于污染治理问题能拖则拖、能捂则捂、能压则压，不敢直面矛盾和问题，“躲躲闪闪、遮遮掩掩”。

比如，新余市渝水区启动赵家村的整体搬迁就是打着新余钢铁公司技改项目征地的名义进行的，不敢以重金属污染为由搬迁；有些地方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进行整体搬迁。

记者在新余、鹰潭、德兴及赣州、九江等地调查发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仍是首要任务，关停企业、治理污染的力度明显要弱得多。

比如新余市，虽然先后关停了200余家污染企业，但这些企业并不是污染大户，涉及重金属污染的21家重点监控企业当中，还有9家正常生产，这些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领导要GDP，我们能怎么办？”江西省一位环保官员抱怨，环保部门其实是“两头受气”，作为有限，“一方面环保部门不能强令企业关闭；另一方面，如果严格限制污染项目，就会出现招商困难等难题，一些项目在领导钦点之后依然能够通过环评”。

新余市政协专职副秘书长蔡小莲坦言，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除历史包袱重、源头控制难等问题之外，当地还存在监控能力差、执法监管难、部门联动难等问题。

针对江西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诸多问题，江西省政协已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省重点区域进行了调研，有关调研报告及建议将在下月初向江西省委、省政府提交。“绿色GDP考核体系正是我们调研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也包括生态补偿机制等。”江西省政协人资环委办公室主任曾荣君透露，全国政协也将在今年8月到江西调研，“绿色GDP”的问题将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