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楼宇烈

　　采访到楼宇烈教授颇费一番功夫。这位曾经师从冯友兰的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依然是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平日里还要给学生讲课，还有各种演讲，马不停蹄地传播国学思想，非常忙碌。

　　除了在北大授课外，老先生还擅长以演讲的方式表达学术思想，他说：“我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在公众场合的演讲既要让没有任何知识准备的人能听得懂，又要让专业人士觉得有新意。”

　　和其他国学大师一样，楼宇烈教授著作等身，著有《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实践者。

　　和楼宇烈先生对话，记者有一种“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感觉，先生回答问题有条不紊，反应敏捷，分析和应答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许这就是研究哲学、宗教、佛学的学者修为。

　　老先生除了日常授课外，还偏好昆曲、古琴、茶艺，这种外人看来风雅和小资的事情，却是先生眼中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也是他的人文理想：借由艺术上通下达，实现对日常琐事的超越，并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他穿着的衣服，一件白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谈及，先生用手掂起衣角，“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我们不能丢掉这个载体。在一些场合，穿上它，能够唤醒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

　　编者按

　　梁启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众人会答为学问。再问为什么求学问，各人答案就会不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答一句吧：‘为学做人’。”

　　梁启超认为，所学种种，不过是做人所需的手段。大自然孕育万物，人类是其中之一，所以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动物属性，也有处在蒙昧时代不知“自我”为何物的时期。只不过，后来人类逐渐适应了各种生存环境，不再单纯地依赖自然，开始从蒙昧中觉醒，有了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让人类自我得到了极大释放的同时，也促进了约束规则的建立，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素的共识，概括来说可以是“达智、达仁、达勇”。这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孔子就曾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要达成这三者，需要不断学习，受到教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通往智者、仁者、勇者道路上的思想课和方法论。

　　走近儒学、了解儒学、弘扬儒学其实很单纯，就是一个学与教的过程。文化版特别策划“大家访谈”，将以“弘扬儒学传统文化”为主题，专访国学大师，畅谈优秀传统文化中留下的丰富精神宝藏，学习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义。本期刊登第一篇。

　　◆本报记者张春燕

　　中国环境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为什么现在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楼宇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文化来立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因此它才能包容我们56个民族。但是，为什么说现今失去了文化自信呢？

　　我想大概主要是在19世纪末开始，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开始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种思潮，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艺术，在这样一个认识下，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呢？甚至我们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算，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儒家思想进行了清算，把儒家的主体文化礼教说成是吃人的礼教。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有学者提出来全盘西化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都不如西方。当然，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是不赞同的。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力量依然微薄。

　　中国环境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产生了误区？

　　楼宇烈：这来自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认识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化看做是一个历史进展的过程，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是递进的。这样一来，后一个时期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先进。因此，总觉得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农业文明的文化进步。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农业文明时期为主产生的文化。到了近代，世界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就凸现出来了。我们要赶上世界的潮流，要与世界同步，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农业文明。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河殇》，讲中国文化是黄土地的文化，简称黄色文化，它的特点是保守、缺乏创造性、缺乏更新机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是蓝色的，简称为蓝色文化，它的特点是开放、创新、不断地进步。电视剧的结论让我们抛弃黄色文化，拥抱蓝色文化，我想经过那个时期的人应该印象很深。可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还是应该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基础之上走向未来。

　　所以，文化不仅是时代性的，更是超越时代的，并不是说农耕文化只适于农业社会，应该看到文化的传承性。再一个，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色，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文化都一样，那就无法彼此相互推动发展了。

　　中国环境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哪里？

　　楼宇烈：上世纪80年代，世界性的文化就出现一个问题，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消亡，尤其是那些口述的非物质文化。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口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重要。简单来说，中国的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向内自觉性，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外部追求，他靠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规范，这就很需要相互来补充。

　　举一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一位军事专家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访问，会见了大使馆的武官。美国的军事专家问，你们学孙子兵法吗？回答说学过。美国人问，你们觉得孙子兵法怎么样？中国武官说，孙子兵法已经过了时，那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学的是你们国家军事专家的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说，你们错了。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孙子兵法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更有意义，比如“不战而胜”。

　　我前面提到我们国人对文化认知的误区，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自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很大原因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乏自信，又缺乏对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重，又对它没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没有认同感就让他对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意识也就越来越淡薄。因而，我们要树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我们的民众很好地了解文化传统，了解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而且能够对它有所鉴别。有了了解，才会真正地认同。有了认同，才会去尊重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主体精神是什么？

　　楼宇烈：是人文。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地万物学习，顺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万物来顺从人的意愿。

　　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认为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

　　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

　　儒家也有同样思想，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儒家说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人要顺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顺应，我想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推动自然的发展。

　　中国环境报：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有没有联系？

　　楼宇烈：当然有。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是一个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春天是万物发芽的时节，夏天万物生长，即春生夏长。而现时代的人偏要违背自然规律，不顾季节秩序恣意砍伐，随意捕捞，是对自然的破坏。

　　环境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是一个新文化，也是一种大文化。有人定义环境文化是一种新观念，涉及很多方面。但我以为，本质依然是以人为本，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以人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文化。

　　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的联系是内在核心的联系。儒家说，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这难道和环境文化的本质不是一脉贯通的吗？

　　中国环境报：今天我们重提复兴儒家文化，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进意义在哪里？

　　楼宇烈：促进的意义在于教育和倡导，对现代人观念的转变。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定胜人观”，人们以勤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人定胜天观”，认为自然是能征服的。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敬畏，要与天斗、与地斗。长此以往，“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现在，是时候反思时代的局限性了。今天重提儒家文化，既要区别天定胜人的观念，也要扭转人定胜天的误区。其实，中国哲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大约2300年前，孟子就说过，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然界造成影响。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重提儒学，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再建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在提醒我们，文化是有继承性的，老祖宗的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

　　重提儒学，将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论，有可能对治理雾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状态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