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号称可以做到“垃圾零废弃”的我国台湾，王维平看到，其实台湾垃圾分类只占极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并没分类。但台湾在垃圾分类上的努力还是让他很震惊，“他们的水平之所以比我们高，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做垃圾分类的慈善机构和许多垃圾焚烧厂。”

 

　　不久之前的一次台湾考察之旅，让王维平感触很深。台湾的一些慈善组织默默地从事垃圾分类，他走访了一个叫“慈济”的佛教慈善团体。由于岛内居民约有一半不能自觉地将垃圾分类，而另一半就靠“慈济”这样的组织在引导，“他们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在周六日或工作日抽出2个小时，把没有分类的那一半垃圾进行详细分类，再回收。他们也在教其他人如何分类，而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机构。”

 

　　无论是分类还是不分类，垃圾都面临一个最终去向问题，在仅有2000多万人的我国台湾，却有26个垃圾焚烧厂，这让垃圾减量做到了最大化。作为主烧派的代表，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之所以遭那么多人反对，重要原因是政府没与百姓深度沟通。“一开始，反焚烧的人都是一些并不是很懂垃圾焚烧的人。那么，我问他们，日本在海啸之后，宁可放弃核电也没人质疑垃圾发电厂，这是为什么？日本80%的垃圾都是用来焚烧发电。”

 

　　尽管我国的垃圾焚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基本没安全隐患，但王维平强调，严格监督是保证垃圾焚烧安全运行的必要措施，“因为是企业在做这个事，企业为了省钱可能该装的设备不装，比如该用的烟气净化耗材不用或少用，或者以次充好，这样的话，再好的设备也会污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