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存在矛盾，被弃置对象(土壤)的法律主体及其责任不明确

    制定污泥农用的最高污染物限值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污泥只要满足了浓度限值，就可以在规定的最高施用量和最长期限内敞开施用了。终极的限制标准其实是来自污染物的归宿地——土壤的健康状况，也即土壤质量标准所确定的目标。

这就是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所谓“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的关系问题。

    1984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了《GB4284－84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限定污泥施用的期限为20年，干基污泥施用量2000公斤/亩(30吨/公顷每年)。2009年，住建部颁布了《CJ－T309－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用泥质》(以下简称CJ－T309－2009)，将污泥分为A、B两级，分别对应食物链和非食物链，规定年累积施用量7.5吨/公顷，最高连续施用10年。

    就污泥土地处置而言，住建部代表的是污泥产出方，是“行为责任”人，它的目标是要将污泥运到农用土地中去。而这里的“状态责任”人是谁呢？应该是农业部或国土资源部，因为农用土地如果被污染，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但迄今为止，农业部或国土部未参与制定和颁布任何有关污泥土地利用的标准。

不难看出，污泥农用标准的制定颁布本身，已显示存在“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的矛盾。

    如果随意倾倒污泥，造成了土壤污染，按照我国现行的执法原则，全部责任在实施倾倒的“行为责任”人一方。但是，事实上，环境健康和安全不是行为责任人能完全负责的。一旦污染，行为责任人一般就是被罚款，极个别的可能还会蹲班房(如北京门头沟污泥倾倒案)，但已造成的损害会持续(无法治理)，而更大范围的环境损害仍会继续发生。

    2011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达1.36亿立方米/日，理论上每年应有3000万吨～4000万吨污泥产出，以目前现有的处置项目和能力考虑，大部分实际上仍在非法弃置中，弃置到哪里根本无法统计。

    其实，我国早在1995年就有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95》，但大量土壤仍被严重污染，除了污灌外，还有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这其中就包括了污泥)、工业“三废”污染耕地，数量不容忽视。

    显然，矿区、石油、工业、城镇废弃物污染的行为责任，无法追溯到地矿部门、石油部门、化工部、冶金部、住建部这些部门，并让他们来埋单。换句话说，我国环境方面的立法如果仍以行为责任为对象，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仍将难以解决:被弃置对象(土壤)的法律主体及其责任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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