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指数显示，3月31日至4月5日上升最快检索词中，“PPP模式上市公司”检索词荣列第二位。

　　PPP迎来春暖花开

　　“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李克强总理报告中的这些片段，鲜明地预示了一个政府加快转型的方向：运用市场规则，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PPP)研究会专业委员会会长贾康在今年两会上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正迎来春暖花开。
事实上，正如“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新概念一样，中国PPP探索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PPP之路可以分为探索、试点、推广、反复、普及等五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1993年是中国PPP的探索阶段，其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2000年，沙角BOT项目15年特许经营期满，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受到国内外一致认可。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普及阶段。大家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或者我们可以把PPP看成经济新常态下的常态模式。”金永祥说。
上述那位全国工商联提案知情者也告诉记者，2002年，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等文件，促进了水务和垃圾处理领域PPP模式的应用。时至今日，PPP模式在全国污水处理厂的覆盖范围已占到70%。
一言以蔽之，中国PPP探索早有自己的中国经验。

　　绕不过去的老问题

　　公共部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拿出了大量的PPP项目；私营部门，社会资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果说，在这场“婚姻”中，你侬我侬是当下情感，而在漫长的“婚姻”持续期———PPP项目收益期，真正让这种“婚姻”能白头到老，还是要有双方利益上的保障。
3月28日，在E20环境平台、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2015（第十三届）水业战略论坛上，中国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投资监管处博士罗桂连道出了许多人的隐忧。
罗桂连研究PPP已15年，他说，从目前国情出发，PPP中第一个P（Public译为“公共部门”）可能最重要，它关系到PPP是否能成功。以前做PPP项目，出现过许多相关方面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某种程度上破坏的现象，因为按市场化运作，就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按照平等协商的契约精神跟PPP投资者打交道，对政府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有许多深耕水务和垃圾处理领域PPP模式的会员企业，商会几乎囊括了国内这些领域的佼佼者。2015年全国两会上，由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提供的提案初稿入选全国工商联提案。该提案反映了基础设施以及市政公共事业PPP模式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所遇到的四大发展障碍。
其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换届或历史遗留问题而朝令夕改，颁布、修订、重新诠释法律或规定导致项目的合法性、市场需求、产品/服务收费、合同协议的有效性发生变化等多种情况的出现，加大了PPP对法律保障体系的需求程度。其二，政府部门项目决策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PPP项目主管部门繁多、权责划分不清、决策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项目审批程序复杂，项目决策、管理和实施效率低下。其三，政府信用风险不易控制。其四，项目收益无法得到保障。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基础设施以及市政公共事业PPP模式走过了二三十年，提案总结出的这些“不幸”，其实也是当下各领域PPP模式所担心的难题。
只把板子打在政府方面，也失之偏颇。
金永祥承办过500个左右的PPP咨询项目，他说：“政府方草率签约、随意违约，这是影响PPP成败的问题之一。但从社会资本一方来讲，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资也有问题，他们牟利手段不是很高尚，为腐败提供了寻租的机会。现在社会资本的总量很大，它所造成的危害影响也很大，这也是现实。”
业内皆知，最典型的案例莫过国有控股的齐齐哈尔自来水公司。据新华网报道，该公司被民企收购后，只收水费但不投钱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水价上涨超过北、上、广。由于居民不满，齐齐哈尔市政府不得不掏腰包埋单，对居民饮用水部分，先让企业每吨水降1元钱，然后再由政府补给企业。2011年，该民企却“巧妙”地将“烂摊子”转手他人获利。

　　合理分担风险

　　“尊重市场规则、强化契约精神，这是保证PPP模式成功、持久应用的必要条件之一。”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说，PPP模式强调政府在项目中的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和参与，更强调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双方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成功推广PPP模式，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文一波介绍，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提供给全国工商联的那份提案把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放在首位。提案建议，通过立法等形式完善PPP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制定与法律配套的条例、指南、示范合同等，约束政府的履约行为，建立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相适应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等，从而对PPP项目的实施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彼此明晰边界与责权分配，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这两方面是企业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文一波说。
提案说，政府指定机构或部门专门负责PPP项目工作开展，建立权责分明的管理体系，使项目管理系统化、规范化，不仅便于公私合营双方谈判，也可避免政府部门内多头管理、工作互相推诿、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的弊端。在风险分担机制上，建议建立合理公平的风险分担机制，对经营管理问题、成本价格问题、政策导向问题等所引起的经营风险进行适当的划分，并建立完善的监督、赔偿机制。对于支付风险问题，建议中央或地方将维持PPP项目正常运转的财政资金打入第三方支付账户作为保证金，及时支付服务费用。
“此外，财政补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文一波说。他解释，PPP项目通常为公共设施，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关系到公众利益；公共设施领域的日常运营成本很高，这也是此类项目需要财政补贴的主要原因。
因此，该提案指出，建议地方财政预算划定一定比例的资金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补贴资金，尽快建立补贴补助机制的具体形式及标准。
如今，2015年全国两会已经落幕，有关提案将会进入管理程序。从全国PPP形势看，政府部门的工作早已进入状态。3月20日，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网站披露，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在浙江“PPP专题培训研讨会”上说，下一步，财政部的工作重点是着力做好“三个一”：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适时提请国务院出台PPP指导意见，加快推进PPP专门立法，尽快印发配套实施细则。二是建成一批样板项目。三是形成一套政策支持体系。整合设立PPP项目奖励资金，“以奖代补”引导和鼓励地方采用PPP模式推进存量项目转型；推动设立中国PPP融资支持基金，提高PPP项目的可融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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